长陵的主人朱棣，就是这样一位“雄主”，虽然排得比较靠后。跟那些入了秀才们法眼的皇帝们一样，朱棣很有点可供炫耀的事功，他重建了北京城，特别是修了座今天算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宫，同时还有一座供他死后享用的皇宫；附庸风雅，着人编了部《永乐大典》；真格好武，将蒙古人赶得离北京远了一点；最露脸的是派身边的大太监郑和带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开创了当时世界远航史的新纪录，至今中国人提起来，还激动不已，尽管当时人家不过是想打探建文帝的下落，生怕他那个倒霉的侄子什么时候东山再起。

不过，这位“雄主”杀人和糟蹋起人来，也照样是大手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表现出超常的嗜血欲。为了一点宫闱丑事居然一次就诛杀宫女二千八百余，而且亲自监刑，看着将这些无辜的少女一个一个凌迟处死。

朱棣（1360－1424年）

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废止的人殉制度，在朱家王朝居然能够复活，虽然始作俑者是他那同样“雄才大略’的父亲，但他在执行祖制方面，一点都不逊色，三十多个他生前喜爱的女子活生生地遵他的指令随他去了长陵的地下，而不知姓名的殉葬者据说不知凡几。

在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社稷之后，凡建文帝的忠臣，遭凌迟而死的就算便宜了，被剥皮楦草者有之，被割掉耳朵鼻子再烧了塞给本人吃的有之，将受刑者的儿子割了塞给本人吃的亦有之。自古株连九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但人家朱皇帝居然能夷十族。同样，几乎所有的酷刑都是在朱棣眼皮底下进行的，看来，所有的这些地狱里的勾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对建文帝忠臣家属的处治，九族十族的男丁都杀光了，剩下的女眷则被没入教坊，由朱棣亲自派人监管着到军营做军妓，每日每人要被二十余条汉子糟蹋。

监管人凡事直接请示朱棣，而朱棣也为此下了许多具体的诏令，指示要这些可怜人多多“转营”，即遭更多的男人侮辱，凡是不幸怀孕的，生下男孩做“龟子”，女孩则“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如果被折磨死了，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

流氓皇帝朱棣

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忠义是做人的大节，也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任何两个或者多个在政治和战场上竞争或者厮杀的对手，都不能不提倡忠义。每个竞争的胜利者，即使自身有着充分的正当性，当面对对方宁死不屈的效忠故主者的时候，如果不能招降他们，至少在杀了他们的同时，也要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钦敬，以厚葬、抚恤亲族之类的举动以示表彰。尽管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一肚皮不乐意，只要你不想沦为草寇，还想成点气候，就得这样做。

因为礼遇死的是给活的看，一方面是让自己的部下为自己卖命，一方面则表示对社会公意的尊重，特别是当胜利的一方不那么占理的时候，就更是得靠这种假仁假义收买人心。像朱棣这样，恼羞成怒且丧心病狂地夷九族夷十族地虐杀对方的忠臣义士（特别是像方孝孺这种并没有对他造成过什么危害且德高望重的儒者），而且那样对待他们的家属，真是达到了古今罕有的境地。

朱棣影视剧形象

当年，东晋的司马氏当王导对之讲起他祖先对曹魏的种种残暴之举的时候，掩面而哭，说若如是，则国祚不永，而我们这个朱家皇帝，所行所为，超过当年的司马昭不知多少倍。对于这样一个皇帝，能不能仅仅因为他有过那么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闭上眼睛不看他的残忍和无耻，给他三七开？姑且不论那些事功如何劳民伤财，兀了蜀山，穷了百姓，空了国库，仅仅为了给他采金丝楠木，进山一千人，出来不足五百，再运到北京，相死于道者，又不知凡几，那种种嗜血之举，是人能做出来的吗？

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个荒唐的历史。

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无辜人命丧失．只看做是必要的代价。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没有宗教，历史学就是宗教，恶人暴君，怕的就是青史上留下恶名。如果我们因为暴君的事功就宽宥或者无视他的残忍，甚至为他的所谓事功而歌功颂德，那么我们今后的历史就将有越来越多的残忍。这样的历史观，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朱棣可供炫耀的事功就是他重建了北京城

如果修了大运河的杨广是一个人所不齿的“炀帝”，那么派人下西洋的朱棣同样应该是“炀帝”。他的子孙将他捧成“成祖文皇帝”，那我们现在人理应清醒一点，干吗非得要跟着朱家的子孙屁股后面爬，不仅自己爬，还给朱棣塑像（塑成那么一个巍峨高大且正义凛然的样子），塑像前面放上供人下跪的垫子和上供的功德箱。其实，朱棣就是一个炀帝，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贪酷无道曰炀，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