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5日英国投降正式将新加坡主权交给日本,生活在新加坡的数十万华人开始了一场噩梦,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
2月18日肃清行动开始了,日本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白天暴晒晚上寒风侵袭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死亡,之后更是有大批的华人受到迫害,整整塞满几十辆车。
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多年以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有5万,而当时马来西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是7万,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7万名,但是在1947年开始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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