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代史是一部非常屈辱的历史，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总是遭到邻国日本的侵略，因为当时的日本希望称霸世界，于是，便把拥有丰富物产的中国作为了侵略目标，到了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爱国人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些爱国青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编当时中国的面貌，但是，他们殊不知，当时的中国非常腐朽，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商人这一群体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传统儒家思想中，“士农工商”四者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从事粮食生产以维持社会基本的稳定，手工业者制造手工艺品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商人唯独不用从事生产，只用交换他人的产品便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他们的贸易行为造成社会奢侈的风气，导致农民偏离本业。小农是社会的基础，一旦商人的行为逾越了统治者设立的“红线”，他们的神经必然会紧张起来，寻求打击商人的方法。

然而，政府提倡重农主义从而贬低商人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的。在孔子著书立说，广收弟子，创立儒家的时候，也正是商人势力兴起向既有的贵族体系发起挑战的时候。因此，向来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于这样的挑战行为是充满了蔑视与不满的。但是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所说的;“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即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仅仅是就名义上而言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甚至是“士”都羡慕商人富有的生活。尤其是在明清以后，商人在国家经济中担任着非常关键的角色。不仅是富商巨贾，就普通的商人也被视作具有社会价值的成员。

然而传统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商人的偏见，仍然会影响到政府做出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决策。而喜好空议的文人清流之流，仍然把“士农工商”的腐旧秩序挂在嘴边，这成为明末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碍。

自宋朝以后，商业持续发展。明朝的大一统又建立了全国性的市场。跨区域的贸易交易新路线由私人部门进行开辟，甚至大运河这一类为公共运输的河道也会运输私人货物。只要有足够的需求，比如长江三角洲对于关中地区的棉花的需求量足够大，就会有私人团体提供的运输工具出现。

除了运输困难的问题得到缓解之外，明朝商业持续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劳动力增加，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越来越弱。同时朝廷也会维持传承祖业的手工业团体，鼓励对能工巧匠的培养。在晚明之际，朝廷放松了对这些工匠的管控，从而使得他们能够走向社会，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摆脱朝廷的直接控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手工业者。

劳动力的解放，市场的规模化，共同促进了赋税方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我国很多经济史学家很赞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促进了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因为如果直接用现银缴纳赋税，农民势必会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地主也向城市进军，从而加大了手工艺品的需求量，商人也开始了资本的积累。

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是新一轮的城市化。宋朝时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居住在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以汴京，扬州、杭州这样的超级城市。但是明朝的城市化浪潮主要是介于大城市和乡村的中型城市数量激增，之前承担临时或定期交易的集市，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城镇，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这样的市镇网络四通八达，支撑起了整个地区的繁荣贸易。城市化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戏曲、歌舞等等业余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

繁荣的城市生活刺激了对金属货币(白银)的需求，虽然明后期中国出产的白银已经无法满足市场流通的要求，但是通过海外贸易，来自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通过马尼拉的大帆船运送到中国，18世纪，以西班牙银币为交换货币的贸易风靡整个中国。

充足的货币流通量又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比如很多商人将安徽的金属工具运送到东南沿海，用销售获得的利润投资福建的茶叶，再将其贩卖到淮河流域。除了长途贸易，家庭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南宋时期，只有大城市中的能工巧匠才具备纺织精美绸缎的技艺，可是到了16世纪明中叶的时候，一些农家巧妇也具备相同的技艺，棉织品成为了一种常规的服装，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从牙商手中购得棉花，通过手工纺织来维持生活。

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的研究表明：“在江南地区有许许多多的织工，后来通过购进织布机，雇佣几个工人，直到能维持一个作坊规模为止的织布厂为止”。由此观之，在两三代人的积累之后，这些小纺织厂主便有资本能够成为在诸如南京、扬州一类的大城市拥有几家绸缎店铺的商贾。

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迟迟没有发展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尽管纺织业发达，但是在技术上没有取得本质的进步，没有出现类似英国的飞梭或者珍妮纺纱机。期间原因有很多，魏斐德将其归结为原材料有限，而劳动力又过剩。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纺织厂主自然不会有通过发明机器来节省成本这样的想法出现。基于此，商人满足于市场机制和价格调整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能够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贾，但是永远成为不了西方的大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