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绿色世界史》(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1991年版)中写道，玛雅人“创建了一个取得伟大文化成就和智慧结晶的复杂社会，但是到头来却毁灭了他们自己创造出的事物。”

在讨论玛雅衰亡的影响时，他问道：“在不断加大资源利用、不断向环境施压这一方面，当代社会难道就做得好些了吗?人类对于自己避免生态灾害的能力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庞廷和其他学者认为，这些印第安人的历史，对我们应对如今的问题大有裨益。

然而说也奇怪，环保人士居然同时把美洲原住民历史描绘成了一种与此相反的经验(即人类应如何与自然生活在精神平衡之中)的宝库。各地书店的书架上都沉甸甸地摆放着诸如《神圣的生态》《地球的守护者》《地球母亲的灵性》《原住民传统与生态学：宇宙学和共同体的交互存在》之类的书籍。

对美洲原住民的如此认知广受赞同，以至于市面上存在着用来判定书籍是否正确反映了这种印第安人环境价值观的校验表。

比如说，《原住民文化真实性准则》就评价了各种出版物对全部“主要的原住民文化”(可以想见，玛雅文化必在其列)所共有的“五大价值观”的描述，而“与自然友好相处”，即“尊重自然神圣的天然和谐性，并与之共生”，正是准则中列出的一大价值观。根据这些准则，出版物若想反映历史原貌，务必要把主要原住民文化描绘为“适度敬畏生命的恩赐”的群体。

印第安人作为生态灾难典型和环保模范的这两种形象，并没有乍一看上去那么互相矛盾。二者都体现了霍姆伯格之误，即认为印第安人悬浮在时空之中，既不着一物也不受左右，如幽灵一般存在于这片山河之间的观点。

本书的前两部分致力于讲述研究人员近期否认这一见解的两种不同方式。我指出，研究人员已经大大提高他们对1492年原住民人口的估值，并解释了这一做法的缘由;而后，我又揭示了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如今相信印第安社会比人们此前设想的要起源得更早，发展得更复杂，技术造诣也更深。

而在本部分中，我将阐述霍姆伯格之误的另一个方面，即认为原住民文化未能或无法掌控其居住环境的观点。印第安人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印迹的看法，是显而易见的一例。

一个较为微妙的例子，则是认为印第安人的粗心大意最终使其走向了悲剧的假说。两个例子都把原住民描绘成为只会被动接受的民众，无论他们接受的是未受干扰的生态系统，还是由于改变生态系统而得到的惩罚。

美洲原住民与其环境的互动关系和美洲原住民本身一样多元，但这些互动关系总是某种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研究人员偶尔能较为精确地详述这一进程，玛雅文明即是一例。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人们只能摸清历史的大概轮廓，美国东部的重组过程就是如此。

这两个范例，也正是我现在将转而讲述的两个主题。在这两个案例中，印第安人工程的规模都极其庞大，都是为达到其目的，而将大片山河予以重塑。

在筛选诸多证据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多数印第安人都是极其积极的土地管理者;他们的活动对土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只是这些经验教训和一般人的想象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