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一章花了专门的篇幅讲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觉得这是蒋整个近代史观的“眼”。近代史与传统史不同之处在于突如其来的变量：西方。没有西方，不成其为近代。理解了这个变量，此变量带来的新发生的历史就有考量的根据。

　　西方的核心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世纪如此，恐怕现代仍如此。蒋的观点是，反对和抵抗帝国主义，理解乃至学习融入资本主义。听上去分得挺清楚，在实际事件中却不那么容易让人判断。这是因为西方推进资本主义固然是越来越有节操(资本主义理论在完善)，但在19世纪，还是需要时不时借助帝国主义的暴力威势来推进。在具体的事件中，可能带来好处的资本主义有时被当做帝国主义遭人唾弃，可能带来灾难的帝国主义有时候则打着资本主义的招牌让人迷惑。

　　蒋对此作出明断。那一大单子丧权辱国条约中，除了割地的、减少关税的、赔款的，一般的资本主义扩张条款，如通商口岸、设立大使馆，蒋并不反感，因为既然资本主义是抵挡不住的，那就打开国门拥抱吧，只要能带来自强，哪怕看上去让我们屈辱的，为什么不接受呢?他说，“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待”(第三章第四节)。

　　蒋的年代难以让他去从价值上评估资本主义，至少在本书中，蒋对资本主义的接受并非出于价值考量，而是出于现实政治：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资本主义好不好也要学，国故和传统固然灿烂，可首先不能亡国啊。因此，蒋的这部中国近代史是政治的，回顾过去历史只是要进行判断道路，我们只要也只有这一条道路，至于道路好不好那是我们自强以后再说的事情。所以，资本主义到底怎么回事，是否与传统有冲突，是否适应中国，这些不是本书要考虑的事情。它是宏观的以解释近代史为表实则指导现实的政论。

　　蒋此时的身份是他本书的一个标注，写作此书的1938年，他刚刚从驻苏大使的职位上回到国民政府，他是政府官员;时代则是另一个标注，抗战刚刚开始，救亡成为主题。双重背景下，此书既是时论，又是政治纲领。这在本书第四部分非常明显。从民国开始，蒋的基调不再是批判，而是信仰，他认为图存之道路已经找到，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这解释了我对此书的基本观感，从体例上说，他与大陆主流近代史颇一致，原因是均以救亡图存为基调。在具体判断上则大为迥异，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褒贬，根本原因是政治信仰不一致，大而言之，是主义不同。我没看过台湾的近代史教科书，但我觉得蒋先生本书的观点恐怕就是其主流。此外，对我这个看闲书的人来说，另一个收益是让我深悟现实之难，意识形态是庞大体系，绝不容易变更，因为其中任何环节都是意识形态逻辑的重要一环，断哪个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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